新生代農民工，這批16歲~30歲的年輕人，已占據全國1.5億外出農民工的61.6%。

　　表達缺失

　　2010年伊始，中央一號文件就正式給他們冠以“新生代農民工”的稱謂。全國總工會研究室也發表了專門的課題報告。里面對這一群體的特征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毫無疑問，這些年輕人未來將成為中國勞動者的重要群體，他們的生存與精神現狀，某種程度決定了勞動者的地位與尊嚴。于是，在一個寒冷的冬日，我進入一個建筑工地，試圖對他們進行微觀式地剖析。

　　那天的風很大，京城玉泉路與阜石路交叉口旁，是河南華泰建筑有限公司的建筑工地，幾百名農民工正在大風中進行勞作。記者遇到了三位80后農民工：王世專、王自認、周金峰。

　　在諸多媒體里，新生代農民工會打耳釘，穿喇叭褲，老一代農民工是兩個大包，一頭亂發。但我認為這都有些片面，這是一個數量近億的群體，不會全部是這樣極端的案例。我個人認為，三位衣裝普通，外貌樸拙的農民工更能代表目前的農民工群體的普遍特征。

　　他們的面相比實際年齡要大許多，風沙的磨礪使他們的皮膚老化比較嚴重。看上去，他們都比實際年齡大4到5歲。

　　采訪是艱難的，因為，他們不會表達，特別是王世專與王自認兩位架子工，見到記者還十分緊張，手不停地搓著，總是不知道說什么，不好意思地笑。

　　目前，伴隨著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及勞動者維權意識的增強，勞動成本已經開始大幅上漲，這一點在采訪中得到了印證。

　　這家建筑工地是萬千建筑工地中比較規范，規模也比較大的一處，因此，當兩位架子工說出的他們收入的時候，我有些震驚，一個月可以拿到不到4000元。這與之前我們印象中月收入不足以糊口的狀況比，這個收入應該算是可以。而周金峰主管這個工地的整個后勤，屬于管理層，一個月可以拿到6000元。

　　一系列的顛覆在此后的采訪中不斷出現，周金峰在自己的宿舍有一臺電腦，可以上網，他經常還在上面“偷菜”，和家里的老婆孩子進行網絡聊天和視頻。

　　王自認、王世專睡覺前會看書，特別喜歡看二月河寫的皇帝系列，偶爾也會和工友喝酒。

　　實際上，我逐漸感覺到，這些勞動者和萬千存在于這個偌大城市里的普通職員，在生活感覺上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上班干活，下班休息，娛樂。可是我們總是喜歡把他們與我們剝離開，似乎他們和我們存在著差距，和城市的勞動者不在一個平臺上。

　　他們辛勤勞作的形象在大風中模糊，在話語表達渠道缺失的情況下，我們過多地一廂情愿地在他們身上消費我們的悲情，卻從不關注他們希望獲得的認可和進步。翻看關于各種媒體，農民工呈現的是一種弱勢形象，處處受欺負。這當然反應了一種社會現狀。但是農民工怎樣看待媒體對待他們的眼光?

　　渴望尊重

　　周金峰在采訪中說，現在農民工和最早先的還是不太一樣，希望媒體能夠關注下我們的新面貌。

　　我很驚詫他會這樣說，因為，農民工維權難，生活邊緣是轉型社會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問題，媒體這樣報道實際上對改變他們是有幫助的。他這樣說是源于人的自尊。這給了我思考這一問題的另一個角度。

　　實際上，沒有人從一開始就愿意將自己置于一種因弱勢而被人憐憫的境地。事實上，一種弱勢心態的長期滋生也是不健康的。所以，周金峰這樣生活開始爬升的新生代農民工對于曾經的媒體建構形象不是很認同。

　　這源于一種默默地進步，既有物質保障的實際進步，也有新生代農民工的覺醒。媒體自身也有反思的空間，曾經看過一位學者的論文，經過量化分析，關于農民工的報道關鍵詞基本是被侵害的，可憐的，沒有什么保障的。農民工形象逐漸標簽化。

　　公眾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看法也是復雜的。一方面，認為農民工很可憐，另一方面，實際生活中又對他們進行排斥。

　　曾經采訪過打工子弟學校問題，采訪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當一個學校班上流動兒童多了，北京當地的家長就是再難也要把自己的孩子轉到北京孩子多的學校。可是，這些家長沒有一個人說真正瞧不起農民工。這種復雜的現象給人很多啟示。

　　在北京辦了十多年打工子弟學校的張歌真告訴記者，不要瞧不起農民工，很多人經過艱苦努力已經開著奧迪車來送孩子上學，而一位在北京賣高級水果的河北農民工告訴我，他一年可以賺到幾十萬。

　　這樣形象，在我們的報道里很少出現。我認為，很多時候，這個龐大的群體缺失話語表達的暢通渠道，所以他們的內心世界得不到充分的表達。當媒體和社會過分消費自己的同情心時，卻不知道此時的農民工作何感想。

　　留存希望

　　雖然農民工已經被歸納為當代產業工人中的一員，但是城鄉二元體制，特別是一紙戶籍將他們的身份與城市區別開。

　　目前，很多專家學者都提出了“新市民”一詞，認為流動人口為城市做了巨大貢獻，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具備了在城市扎根的能力。但是城市尚未打開懷抱，將這些人容納為新市民。

　　在這一點上，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表現的尤為突出。對于相當一部分人來說，子女教育，養老體系、社會保障這些附著在戶籍上的東西，他們都無法獲得。這不能不說這新生代農民工成長存在的巨大障礙。

　　比如在流動兒童教育上，這三位新生代農民工說，自己根本不想在城市立足，賺點錢就回老家，孩子也放在老家。如果繼續在城市打拼，就意味著要把下一代受教育的權利犧牲掉。因為留守肯定會出問題，帶過來，也無法保障孩子受教育的權利。

　　周金峰他們已經年近30，考慮問題比較成熟，在隨后的采訪中，我遇到了更年輕的張曼，她只有20出頭，在餐館做服務員。實際上，她和她身邊的朋友都是獨生子女，雖然家在農村，可在父母眼中也是一塊寶。同時，在國家落實義務教育政策的要求下，她們都念到了高中。

　　這樣的現狀讓他們和城里的孩子本不應有太多差別，她們也會玩手機，去逛動物園買衣服，看到店里有年輕人聚會，她也想過去一起玩，但是她告訴我這些城里人的眼神都是拒絕的，尷尬的。讓她覺得自己生活在城市，卻不屬于城市。

　　年輕人都有夢想，接受新鮮事物很快，具有很強的改變命運的動力。但是目前城市在給這些人提供的上升渠道不能說是完全順暢。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一些極端的悲劇。

　　一位從事流動兒童教育研究的專家曾憂心忡忡地說，新生代農民工和他們的下一代如果被城市強行隔離開，使其產生疏離感，后果會十分嚴重。

　　很多年輕人接受了各自媒體的沖擊，特別是互聯網信息的沖擊，他們想融入現代化的城市和生活。他們也追星，喜歡玩各自新潮的東西。家里也不十分需要他們寄錢回家，掙到的錢多數花在自己身上，只是，他們對未來會很迷茫，在鄉村和城市的十字路口，他們駐足與躑躅。不知道將去哪一邊。

　　農村他們肯定是回不去了，一是不適應，二是基本也不會干農活，城市他們未必能夠有能力留下，因此，在精神空虛與迷茫間，很容易失去控制，走向極端。

　　城市需要做的，是不要讓他們迷茫，留給他們希望，希望在，尊嚴在，話語表達渠道在，我想這個群體就會更加“普通”，也許這就是周金峰希望的，因為他一點也不想被孤立與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