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 情

　　2004年9月，甲銀行為慶祝50周年行慶和55周年國慶，口頭與乙教師約定：請她于9月17日、19日、21日 ，每晚7時半至8時半到銀行大樓指導員工排練大合唱節目，待排練結束按50元一次支付報酬。9月21日晚乙教師指導排練節目結束后回家，途經某中學門口被下晚自習的丙學生騎自行車撞倒摔傷。乙教師因顱腦損傷嚴重住院治療，用去醫療費16萬余元，其傷情經法醫鑒定為二級傷殘。乙教師以其系在從事雇傭活動中被他人撞傷，甲銀行作為雇主應對此損害后果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為由，于2005年1月6日向縣人民法院起訴，要求甲銀行賠償醫療費、護理費、誤工費、殘疾賠償金、殘疾輔助器具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營養費、交通費、輸血費等共計425902.55元。

　　判 決

　　法院審理認為：原告乙教師是臨時為被告甲銀行指導節目排練，與雇傭關系的法律特征不符。故對原告乙教師要求被告甲銀行按照雇傭關系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但認為原告乙教師是在為被告甲銀行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受到的損害，對此損害后果原被告對方均無過錯，被告甲銀行作為受益人應給予原告乙教師一定經濟補償。遂依據《民法通則》第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五十七條之規定，判決被告甲銀行補償原告乙教師經濟損失四萬元。

　　評 析

　　本案涉及兩個法律問題：第一、原被告之間是否為雇傭關系?第二、原告乙教師回家途中是否系為被告甲銀行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筆者認為：法院認定臨時指導節目排練不屬于雇傭關系是正確的，但認定原告乙教師回家途中系為被告甲銀行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是錯誤的。下面，針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分析。

　　一、本案原被告之間的關系不屬于雇傭關系

　　1、與雇傭關系主體不符。鑒于我國《民法通則》對雇員在雇傭活動中所受傷害如何賠償的問題，未作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規定便是目前人民法院審理雇員工傷的雇主責任的唯一法律依據。但該條第三款規定“屬于《工傷保險條例》調整的勞動關系和工傷保險范圍的，不適用本條規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的《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一書，對該條的解釋是：“本條所指的雇傭關系是狹義的雇傭關系，是指沒有納入依照法律規定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統籌的雇傭關系，不包括勞動法所指的勞動關系。” 被告甲銀行系國有企業，受《勞動法》和《工傷保險條例》調整。不可能成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一條規定的雇傭關系的一方主體。

　　2、與雇傭關系的特征不符。雇傭關系是指根據當事人約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內為他方提供勞務，他方給付報酬的法律關系。雇傭關系必須具備二個主要法律特征：(1)雇員從事的工作必須是雇主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而非臨時性突發性的工作;(2)雇員和雇傭之間存在著隸屬關系，即雇員受雇主的控制、指揮和監督。本案，原被告之間的法律關系不具有上述特征。其一、雙方的約定意向是被告甲銀行為了參加演出這一臨時性事務的需要，而非為了經營活動的需要;其二、原告乙教師作為排練大合唱節目的指導老師，具體如何指導，不受被告甲銀行的指揮、支配。盡管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原告乙教師也遵從被告甲銀行關于排練時間 、地點的安排，但這是為了履行合同義務的需要，與接受被告甲銀行的控制、指揮和監督有本質區別;其三、雙方訂立合同的目的是為了被告甲銀行提高演出水平取得好的演出成績，而不是以要原告乙教師提供勞務為目的。

　　3、原被告之間是服務合同關系。從雙方口頭訂立的原告乙教師為被告甲銀行指導大合唱節目排練、甲銀行按每次50元支付報酬的合同內容看，乃是一種一方以其特長為對方服務，另一方按約支付報酬的服務合同關系。這種服務合同關系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某家長請家教到家里教孩子彈鋼琴，某家長的義務是按約支付報酬，而不必對家教來去途中的所造成的意外傷害負責。這種家長與補課教師之間的關系也屬于服務合同關系而非雇傭關系。所以，法院認為原被告之間的關系不是雇傭關系是正確的。

　　二、原告回家途中不屬于為被告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

　　在本案中，原告乙教師是在排練結束后回家的途中下晚自習課的某學生撞倒摔傷的。原告乙教師回家途中遭受損害是否屬于為被告甲銀行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法院認為屬于。筆者認為法院這種觀點是對“活動過程中”這一特定概念的錯誤擴張。

　　1、原告乙教師為被告甲銀行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應界定為指導排練節目的過程中而非回家路上。根據原告乙教師與被告甲銀行的口頭約定，請原告乙教師于2004年9月17日、19日、21日晚7時半至8時半到被告甲銀行的大樓指導大合唱節目排練。其合同履行地為銀行大樓，履行時間是晚7時半至8時半。原告乙教師回家途中既不在合同約定的范圍之內，也不在指導大合唱排練這一特殊約定之中，其為被告甲銀行的利益所進行的活動過程只能是指導排練節目的過程。原告乙教師在排練結束之后回家，雖然與指導排練有一定聯系，但不能將其包含在指導排練活動的過程中，因為原告乙教師從家里到被告甲銀行大樓再從銀行大樓回家，是原告乙教師為了履行為被告甲銀行指導排練這一合同義務的必要付出。如果將這一活動過程任意延伸與擴張，既與合同約定相悖，也與事實不符。

　　2、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五十七條之規定作為判決依據，是對該條規定的曲解。該條規定“當事人對造成損害均無過錯，但一方是在為對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受到損害的，可以責令對方或者受益人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把握該條的要旨是“一方是在為對方或者共同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而非進行活動的過程結束之后。本案，原告乙教師是在為被告甲銀行的利益活動進行即指導節目排練這一過程結束之后遭受損害的，不符合該條規定的情形。因此法院適用該條判令甲銀行給予乙教師四萬元經濟補償是不恰當的。

　　總之，筆者認為：本案只能依據雙方口頭訂立的服務合同來確定雙方的權利義務。既不能按原告乙教師關于雙方關系為雇傭關系要求被告甲銀行承擔賠償責任，也不應依法院的觀點將原告乙教師在回家路上受損害視為是為被告甲銀行的利益進行活動的過程中，從而令被告甲銀行給予四萬元經濟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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